古人做生意厚道，银货两讫成交之后，卖米的总会添一撮“尖头”，卖布的多送三寸，卖油卖酒的加点添头。这叫“无尖不商”，“尖”保证了分量十足，又让顾客心里舒坦，这是老派生意人的敦厚与朗阔。
    但是，商人在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”的古代中国地位仍然低微，以读书人为主的统治阶级认为金钱充满了铜臭味。渐渐地，“无尖不商”被传成了“无奸不商”。
    视商为“奸”是特定时代中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结果，只盯着贱买贵卖的商人本质，却忽略了商人的劳动与心血，应当纠正。暂不论商人对历史与社会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，单就“忠奸”而论，从古至今，“忠商”才是社会主流。
    有据可考的商业行为出现在商朝，商人的开山祖师王亥驾着牛车到其他部落以物易物，迈出了伟大的一步。王亥成功了，他没有被其他部落的人大骂“投机取巧不劳而获”，而是被欣然接受。王亥用实践夯实了一个结论：商业能满足人的需要，人类需要商业行为，与欺诈、奸猾毫无干系。战国商人白圭奉行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的原则。丰年时大量购进谷物，将其他生活品卖给手头宽裕的农民；收成不好时，他并不囤积居奇，而是平价出售粮食，再购进滞销的生活品。以此“仁术”，保护了农民、手工业者和消费者的利益。
    宋朝徽商尊崇“财自道生，利缘义取”的准则，且薄利多销。有商谚大致这样说：“农耕获得十分之一的利润，假如我们商人也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润，自然就没人指责了。”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，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，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“陈茶”二字，以示不欺。晋商大家乔致庸的经商之道：第一是守信，第二是讲义，第三才是取利。清末，乔家的复盛油坊从包头运胡麻油往山西销售，经手伙计为图暴利，在油中掺假。此事被掌柜发觉后，立即饬令另行换售，代以纯净无假好油。商号蒙受巨大损失，但信誉昭著。
    当然，在利益的驱使下，的确也有相当一部分奸商的存在。但是，即便没有商业行为，欺骗、隐瞒、狡诈、奸猾就会消失了吗？答案毋庸置疑：绝对不会！这些贬义词是人的劣根，它们和诚实、正直、坦荡这些优良的品质一样附属于人身人心。所谓“奸商”，“奸”的是人而非“商”，“商”可谓代人受过，蒙冤数千载了！